讓大寨精神遍地開花結果——山西農村開展學大寨運動的初步總結

《紅旗》雜志 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

大慶人在大寨豐收場上

紅旗雜志pdf電子版，自從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學大寨、“一帶二”的口號，到現在已經有兩年半的時間了。學大寨、一帶二運動在全省農村是怎樣開展起來的，有什么經驗值得總結呢？

在兩年半的運動實踐中，最大的收獲是，全省各種不同類型的地區，在農業生產上都有了象大寨那樣穩產高產的先進典型，特別是有了在一個縣范圍內學大寨、樹標兵、一帶二、一片紅的成功經驗，也就是有了由點到面地推廣先進經驗的辦法。現在，我們完全可以預料，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基礎上，只要把學大寨、一帶二運動認真地堅持下去，全省農村的面貌，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就一定會有一個巨大的變化。

為了農業辦副業

學大寨、一帶二的口號是怎樣提出來的

大寨，是昔陽縣委和晉中地委十多年前就開始發現并且一直培養的一個先進典型。早在一九五九年，晉中地委為了在全專區推廣大寨黨支部工作的先進經驗，就在大寨開過現場會議。一九六二年，晉中地委為了推廣大寨發展生產、鞏固集體經濟的經驗，又向全專區農村提出了學大寨的號召。

大寨經驗引起省委的重視，最早是在一九六○年。這一年的二月，省委向全省各級黨組織發出了關于學習模范支部書記陳永貴的指示，號召全省農村所有基層干部，首先是黨支部書記，開展一個學習陳永貴同志帶頭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搞好生產、搞好工作的運動。但是，這個號召并沒有引起各地同志普遍重視。直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在全省農業生產先進集體單位代表會議上，陳永貴同志生動地系統地介紹了大寨的經驗，才給了人們最深刻的印象，并且又一次引起了省委的重視。

大寨新貌

夏鼐在《紅旗》的1962年第17期，發表了《新中國的考古學》這篇文章。1962年7月，夏鼐應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志之約，撰寫了《新中國的考古學》一文，通過對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的總結和歸納，從理論的高度提出中國考古學。

在大寨的經驗中，還有一點特別引起人們重視的是，他們發揚共產主義的風格，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在政治、經濟、生產技術、經營管理等各方面，幫助它南面的井溝大隊追趕自己。到一九六二年，井溝的糧食單位畝產量就由一九五九年的二百七十多斤提高到五百零五斤，成了省的先進集體單位。起初，大寨有些社員對于幫助井溝思想不通。陳永貴同志和黨支部就教育社員說：“咱們愛集體，要愛自己的集體，也要愛別人的集體，更要愛社會主義的大集體，這才是真正的集體主義。”“一個大隊算不了什么，國家是大海，自己不過是一滴水。一個大寨生產再先進，賣的余糧再多，也不能建成社會主義。要是全省、全國的生產大隊都辦得比大寨好，國家還怕不富足，我們還怕什么帝國主義、修正主義搗亂！所以，我們誠心誠意希望各兄弟隊，都能趕上大寨，都能超過大寨，趕得越快越好，超得越多越好。”“支援別人也就是支援自己。”果然不錯，井溝大隊社員的革命干勁，一天天高漲起來，他們的革命干勁，反過來又成為促進大寨人先進更先進的鞭策力量。

陳永貴同志說得好：“一個先進大隊，在周圍的大隊都比你落后的情況下，就可能停滯不前。因為，屁股后邊沒人趕嘛！”他還說：“一個先進單位要能帶自己周圍的一兩個后進單位，別人能先進，自己就能更先進。”從這里，我們得到啟示：不樹立榜樣，不能說服人；單有榜樣，不能帶動后進單位趕先進、超先進，先進單位就不能鞏固提高。所以，在這次農業生產先進集體單位代表會議上，我們總結了大寨的經驗，把大寨當作全省農業戰線上的一面旗幟，提出了學大寨的口號；也總結了大寨帶井溝的經驗，提出了一帶二的口號；要求所有的先進單位，都來學大寨、一帶二。當然，一帶三、一帶四更好。總之，要把自己周圍的隊帶動起來，形成一個比學趕幫超的群眾運動。

一九六三年八月，大寨大隊遭到了特大洪災，百分之七十的房窯塌了，莊稼都倒伏了，百分之二十三的耕地連土層都沖光了。災后，他們提出了不要國家救濟款、救濟糧、救濟物資的“三不要”口號。秋收后還斤兩不少地完成了國家的糧食征購任務。疾風知勁草。事實一再證明，大寨是一株社會主義的勁草。當年十一月省委又發出通知，號召全省各級黨組織學習大寨人藐視困難、敢于革命的英雄氣概，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堅強意志，以國為懷、顧全大局的高尚風格。同時，我們又系統地、全面地總結了大寨十多年來堅持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經驗。這樣，大寨就成為令人更加信服的一面旗幟，全省的學大寨運動也掀起了一個新的高潮。

社員新住宅一角

大寨的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

所以《紅旗》雜志的收藏價值會越來越高。什么雜志有收藏價值？其實在我看來，你收藏的100多斤20多年前泛黃的《讀者》雜志就很有收藏價值，對于雜志的收藏價值來說，時間就是最好的試金石。《讀者》創刊于1981年4月，創刊初。

學大寨的經驗，就得看一看大寨的歷史，看一看大寨的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歷史是最有說服力的。只有對大寨的經驗作歷史的了解，才能了解它的本質。

特別是一九五八這一年，大寨人在黨的總路線紅旗的指引下，思想大解放，產量大躍進，糧食的單位畝產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三百四十九斤一下跳躍到五百四十三斤。從此以后，總路線紅旗越舉越高，社員的革命干勁越來越大，任何歪風邪氣在大寨都成不了勢。同時，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每年都有新發現、新創造。用陳永貴同志的話來說，就是“集體生產每年都要有新套套，才能變思想、變技術、變土地、變產量。”正因為如此，他們一直保持了連續大躍進的局面，集體經濟越辦越鞏固。一九六四年糧食單位畝產量超過了八百斤，并且自一九六三年遭災以來，新建了大批房窯。在大寨，如果有人說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壞話，就會立刻遭到廣大群眾，甚至少年兒童的有力的駁斥。

節日之夜

當然，大寨在前進的道路上，無論是在農業、林業、畜牧業或者副業等方面，都還有很大的潛力沒有挖掘出來；特別是林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還比較緩慢。因而不能充分發揮農林牧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作用。他們認識到，為了克服和防止驕傲自滿情緒的滋長，最好的辦法是虛心學習本省和外省的先進兄弟隊的長處，針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生產中的潛力，及時地提出新的戰斗任務。現在，他們正信心百倍地為實現全面發展農林牧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的十年遠景規劃而奮斗。

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證明，大寨黨支部是經得起考驗的，是一個真正的堅強的戰斗堡壘。現在的十九個黨員，絕大多數同志都能密切聯系群眾，都能在一切工作中起模范帶頭作用。陳永貴同志等七個支部委員，都是經過長期斗爭考驗的群眾擁護的堅強骨干。在最近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廣大群眾對他們的一致評論是：全心全意搞社會主義，時時為群眾為集體為國家打算；一貫依靠貧農下中農，敵我界限分得很清楚；一貫帶頭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個個都是勞動能手；大公無私，辦事公道。

大寨的貧農、下中農，土改以來，有著強烈的改變一窮二白的愿望。他們要干，要革命。他們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形成了強大的階級隊伍。這個隊伍中的積極分子，緊緊地團結在黨的領導核心的周圍，成為一支有戰斗力的社會主義突擊隊。這就是陳永貴同志所說的那七十條好漢。

大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斗爭中，有這樣一個好的領導核心，又有這樣一支有覺悟的階級隊伍，就有了改天換地的保證。

大寨黨支部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一貫重視做人的工作。特別是近年來，他們學習了解放軍的“四個第一”，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更活躍了。他們不是只依靠少數黨員干部做政治工作，而是注意依靠大家，時時、事事、處處做政治工作。他們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是很認真的，用活人活事活思想來向干部、黨員、群眾進行活的教育，也是比較及時的、經常的。

永遠攀登新高峰 繼續前進

在他們的政治工作經驗中，值得著重提出的有以下三點：

一、他們一貫重視黨支部的建設，對每個黨員特別是對黨員干部要求很嚴格。他們在黨內經常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注意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他們要求每個黨員都要在學習、勞動以及其他一切工作中起模范帶頭作用；每個黨員都要聯系幾戶社員群眾，經常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們要求每個黨支部委員，真正是黨員中最優秀的分子，不僅會做政治工作，而且是生產勞動的行家。陳永貴同志就是這樣一個又紅又專的好榜樣。

幸福的兒童

三、他們遵循著毛澤東同志關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一教導，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革命化，由只顧個人利益到熱愛集體，由只愛自己的集體到熱愛別人的集體，由熱愛集體到熱愛國家，由愛國主義到國際主義。例如，黨支部花了十多年的功夫，對貧農出身的社員趙小和，耐心地反復地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終于把趙小和由一個自私自利思想比較嚴重的人改造成為一個具有高尚風格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一九六四年，趙小和同志為集體事業光榮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趙小和的革命精神已成為全體社員學習的榜樣。陳永貴同志說得好，“人是可以改變的。思想落后的人可能變好，思想先進的人，也可能變壞。在我們人民內部，對于思想落后的人只能采取耐心說服教育的方法，幫助他變成先進；對于思想先進的人，也要抓緊教育，使他先進更先進。”正因為他們能這樣用辯證的觀點來對待人，所以他們的政治工作能夠做得又深又細。

由于他們政治工作抓得緊，做得好，所以廣大社員的覺悟一年比一年高，干勁一年比一年大，生產建設一年比一年好。生產建設的巨大成就，又促進了社員覺悟的提高。大寨十多年來，就是這樣由物質變精神、由精神變物質的反復的過程。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也就是這樣逐步地成長起來的。

那末，什么是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呢？我們可以把它歸納為一條紅線、五個要點。

一條紅線，就是毛澤東思想掛帥，總路線掛帥。

五個要點，就是：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有愛憎分明、一心向黨的堅定立場；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頑強意志；有大膽踏實、改天換地的革命干勁；有熱愛國家、熱愛集體的高尚風格。

“一顆紅心為革命，兩只鐵手換天地。”大寨人的這種精神世界，光去大寨走一走，看一看，而不研究大寨的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也不研究大寨黨支部是怎樣做政治工作的，那就不可能有深刻的體會。不能把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學到手，學大寨就必定學不好。兩年半的實踐證明，學大寨的運動，不僅是一次生產革命運動，實際上也是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只有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基礎上，才能又好又快地推廣大寨的先進經驗。

努力實現農業機械化

學大寨必須批判形而上學的觀點

新華社發《紅旗》雜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創辦《紅旗》雜志，是毛澤東首先倡議的。早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論刊物”的問題，而此次會議也是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

從一九六三年以來，全省有組織地到大寨參觀學習的縣、社、隊干部和社員群眾已經近二十萬人了。這對于推廣大寨經驗起到了很大作用。因為人們經過實地參觀，就對大寨有了感性知識，就便于找到自己和大寨之間的差距，就能夠更有說服力地動員廣大干部和群眾開展學大寨的運動。但是兩年半的實踐表明，有的縣、社、隊學大寨學得很好，有的縣、社、隊就學得不好。為什么會有這樣兩種不同的結果呢？事實證明，不批判形而上學的觀點，學大寨是不可能學好的。

阻礙學大寨的形而上學的觀點，主要有兩種表現。一種是借口條件特殊，不承認大寨經驗的普遍意義；一種是缺乏雄心壯志，自甘落后，不敢學大寨的革命精神。

借口條件特殊的人，他們到大寨看了之后，不是說大寨的條件特殊，就是說自己那里的條件特殊，總覺得大寨的經驗對自己那個地方是不適用的。他們的所謂條件特殊，無非指的是地理條件、氣候條件、農作物種植條件等等。應當承認，這些條件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地區是有所不同的。在這里，承認條件的不同，也就是承認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同志說：“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①。所以，不顧這些不同的條件，機械搬用大寨在生產斗爭方面的具體經驗，是一定會碰壁的。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各種不同類型的地區除了有不同的特殊性的條件外，還有相同的普遍性的條件。我們學大寨，就是要學大寨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他們不懂得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所說的，“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于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②，“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③。他們心目中的大寨經驗，無非是治山治溝、修梯田、筑壩等等具體經驗，而看不到最有普遍意義的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即使在生產斗爭方面，大寨的經驗也有不少是有普遍意義的。例如，在耕作過程中，采取一整套種地養地的辦法，增厚活土層，增加土壤團粒結構，不斷提高地力，建設穩產高產田，也就是人們所稱頌的“大寨田”。借口條件特殊的人，對于這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也是看不到的。總之，他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是一種經驗主義觀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這種觀點的思想實質是驕傲自滿，故步自封。

老一輩朝氣蓬勃 新一代茁壯成長

缺乏雄心壯志、自甘落后的人，他們到大寨看了之后，總覺得自己那個地方，和大寨比起來差距太大了。“大寨太好了，就是高不可攀。”這就是他們的結論。他們認為大寨的經驗在自己那里用不上。他們不承認事物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發生變化，并且會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也就是不承認在一定的條件下，落后的集體經濟單位會變為先進的集體經濟單位。他們也不承認，由落后變為先進的條件，主要的要在集體經濟內部去尋找，而不能單純依靠國家支援等外部條件。他們不懂得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所說的，“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④，“……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⑤因而他們不能從大寨這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活樣板中，看到毛澤東思想的無比威力，看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無比優越性，看到覺悟了的群眾的無比創造力。他們不能理解為什么大寨人有那樣沖天的革命干勁，為什么大寨依靠自力更生能取得那樣改天換地的大變化。由此可見，這種觀點是懶漢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也是一種缺乏革命精神的右傾保守的觀點。

這里也舉一個例子。雁北專區平魯縣有個小莊窩大隊，在一九六三年以前的四年時間內，共向國家要了十萬斤供應糧、兩萬多元貸款，還欠了一年農業稅。一九六四年春，這個大隊的干部在參觀大寨之后，用大寨的革命精神，發動群眾，大破悲觀論調，大立雄心壯志，大鼓革命干勁，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革。果然，一九六四年來了一個大躍進，糧食總產量增長了百分之七十三，破天荒地交售了余糧四萬一千斤，歸還了國家貸款二千四百元，補交了一年的農業稅。

實行科學種田

把學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擺在首要地位

有了大寨人，才能有大寨田，才能有大寨式的新農村。這是許多地方在學大寨運動中得到的共同結論。這也就是說，要象大寨那樣建設穩產高產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必須把學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擺在首要地位。只有這樣，才能在學大寨的具體實踐中收到預期的效果，才能在生產建設的具體經驗上有所創造，有所發展。

盂縣學大寨的過程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

盂縣縣委一九六二年就響應晉中地委的號召，在全縣開展了學大寨運動。這一年，由于從上到下只注意學習大寨治山治水的具體經驗，結果并沒有學出什么名堂來。直到一九六三年，他們根據省委的指示，強調了學大寨先學大寨精神，情況才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他們從總結盂縣的歷史經驗教訓入手，用大寨的歷史經驗對比盂縣的歷史經驗。他們認為，大寨經驗可貴之處，就在于能夠以徹底革命、不斷革命的精神，藐視困難，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改天換地。大寨也經歷過曲折和失敗，但是沒有被困難嚇倒，沒有迷失了方向，而是不斷從失敗中找到教訓，繼續高舉總路線紅旗大踏步地前進。而盂縣在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兩年也搞過大規模的治山治水的群眾運動，都沒有成功。由于沒有及時地總結經驗教訓，分清正確與錯誤的界限，以致在困難面前缺乏革命的堅定性，迷失了方向。由此他們認識到，大寨是貫徹執行總路線的活樣板，學不學大寨，是敢不敢更高地舉起總路線紅旗的大問題。

盂縣縣委找到了這條根本的經驗教訓，思想豁然開朗了。于是，他們重整旗鼓，先后組織了縣、社、隊干部和社員群眾八千多人到大寨參觀學習。同時，從上到下，結合初步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搞思想革命化。縣、社領導干部首先走出辦公室，帶頭下鄉蹲點，幫助生產大隊進行思想革命。各生產大隊都以大寨為榜樣，照鏡子，找差距，并且開展了比革命精神、比依靠貧農下中農、比干部參加勞動、比自力更生、比對國家貢獻的“五比”活動。開展“五比”活動的過程，實際上是一次生動的社會主義教育的過程。經過反復檢查比較，有些基層干部說：“這幾年思想睡了覺，前進方向不明確了，農村要建成啥樣子，眼里缺樣板，心里沒譜譜。有了大寨，心里有了燈，身上有了勁。”被稱為盂縣的“大寨”——白藏大隊的干部把學大寨的經驗歸結為五句話：革了一場命（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行了一場思想革命）；扎了一條根（依靠貧農下中農，扎階級路線之根）；死了一條心（死了搞自發資本主義之心，立了共同富裕之心）；取了一本經（學到了大寨真經）；戴了個望遠鏡（有了國家觀念，有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有些基層干部，缺乏革命精神，經過教育，學大寨仍然表現消極，甚至阻礙學大寨運動的開展，社員群眾就憤起指責，以致不得不作必要的組織調整。這樣，盂縣學大寨的運動一浪高一浪，真正成了最廣泛的群眾性的行動，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從一九六三年以來短短兩年半的時間內，全縣五十五萬畝耕地普遍進行了整修，近百分之四十的耕地基本上建成了大寨式農田，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兩年全縣糧食總產量增長了百分之四十五，今年全縣的小麥產量比上年翻了一番。特別應當指出的是，盂縣在治山治水、農田基本建設等方面的具體經驗，有不少新的創造和新的發展，有些工程的質量和艱巨程度還超過了大寨。

麥浪翻滾 鋪金海

一帶二是普及大寨經驗的好方法

一個口號，在開始提出來的時候，總是比較抽象的。但是，一旦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并且見之于行動之后，它的內容就逐步地具體化起來、豐富起來了。學大寨、一帶二的口號，正是這樣的。經過兩年半的實踐，我們體會到學大寨、一帶二運動，具體地確切地說，就是“學大寨、樹標兵、一帶二、一片紅的比學趕幫超運動”。這里所謂一帶二，一就是點，二就是面。采取一帶二的方法，也就是毛澤東同志早就教導我們的突破一點、推動全局的工作方法。突破一點，就是要樹立學大寨的標兵。推動全局，就是要用一帶二的方法在面上開展比學趕幫超的群眾運動。這樣做，就能達到一片紅的目的。盂縣、曲沃、太谷等一批比較先進的縣，都在全縣范圍內形成了你追我趕、落后超先進、先進更先進的躍進局面，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樹標兵的問題上，過去，有的地方培養標兵，一味依靠外力，即使取得些成績，也好象盆景一樣，根本不能推廣。學大寨運動以來，許多縣、社接受了以往的教訓，強調用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培養標兵，強調以點帶面，以面促點，點面結合，共同發展。盂縣縣委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就在全縣采取了梅花式的撒網布點的辦法，分批分期培養學大寨的標兵。這種辦法，他們叫做給后進隊“搭梯子”。這一年，縣委在五類不同地區選擇了十二個生產大隊，由縣級領導干部親自蹲點。各個公社的領導干部也搞了七十七個點。縣委搞的十二個點都很成功，糧食增產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公社搞的點大多數也是成功的。從而使縣、社領導干部取得了學大寨的第一手經驗。第二年，作為標兵的生產大隊就擴大到了一百零九個。今年第三年，又擴大到一百四十九個。每個標兵隊一般帶周圍的三至五個隊，形成一個先進經驗推廣網。這樣，就星羅棋布地把全縣的五百三十一個大隊都“網”起來了。曲沃、太谷等縣大體上也是如此。

由一帶二到以一個先進隊為中心組成先進經驗推廣網，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先進經驗推廣網，不是一級行政組織，而是領導干部、勞動模范、技術人員“三結合”的群眾性組織。推廣的先進經驗的內容，包括政治工作、生產技術、經營管理等三個方面，而以政治工作為主。在網的范圍內，先進隊經常派人到其他隊傳授經驗，一般隊、后進隊也經常派人到先進隊去學習。有的地方，在一個網之內或者在網與網之間，還聯合起來種樣板田，探索大面積高產經驗。有些地方，網與網之間或者縣與縣之間也采取請進來派出去的辦法，學習和傳播某一項先進經驗。在一個生產大隊或者一個生產隊內部學習解放軍的“一幫一、一對紅”的經驗，開展干部學陳永貴、社員學大寨人的運動。這樣，就使學大寨、一帶二運動有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和組織基礎。

活躍在田間的宣傳隊

可以這是《紅旗》雜志社的期刊，都可以訂閱的。《紅旗》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紅旗雜志編輯委員會編寫的中文期刊雜志。創刊于1958年6月1日，終刊于1988年7月1日，共計出版

在點和面的矛盾中，包括著先進與落后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最好辦法，是通過一帶二的方法開展比學趕幫超的群眾運動。在這里，“超”字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落后敢于超過先進，正是反映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的精神。落后敢于超過先進，對先進是個壓力，是個推動力，推動它先進更先進。現在，由落后一躍而超過先進的例子是很多的。平定縣立壁大隊趙三虎同志領導的第一生產隊，就是一個敢于超大寨的范例。趙三虎同志說得好：“學大寨，光跟著陳永貴同志的腳印走路，不是好學生。我們要敢于當探險家。”由于他們創造性地學大寨，一九六四年的糧食單位畝產量，就由一九六○年的一百五十七斤提高到了六百三十斤。用了四年的時間就走完了大寨十年的路程。不僅如此，一九六四年這個隊的谷子的單位畝產量達到六百九十六斤，超過了大寨。今年，大寨就去向他們學習種谷子的經驗了。

敢不敢選擇落后隊作為標兵的培養對象？許多同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但是，實踐證明，只要工作得法，落后隊不僅能夠很快地培養成學大寨的標兵，而且一經由落后變成先進之后，對面上的影響就更大，說服力就更強。曲沃縣高村公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一九六二年前，高村是全縣最落后、產量最低的一個公社。一九六二年公社先后選擇了兩個生產大隊培養標兵，都失敗了。這年冬天，縣委書記來到這個公社蹲點，他和公社干部一起，選擇了全公社最大最落后的?祁大隊，要把這個大隊培養成為外學大寨、內學本縣楊談大隊的標兵。蹲了一年點，果然蹲出了樣子，落后隊一年變成了先進隊，震動了全公社。一九六四年，全公社的十個大隊自愿組成了三個先進經驗推廣網，內學?祁，外學楊談、大寨。這一年，全公社棉花單位畝產量由一九六一年的三十多斤上升到一百零五斤，小麥單位畝產量由一九六一年的八十多斤上升到二百六十一斤，一舉脫掉了落后帽子，成為全省的先進公社。這一年?祁大隊的糧食和棉花的單位畝產量也都超過了楊談大隊。這又是一個學生勝過先生的例子。

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學大寨、樹標兵、一帶二、一片紅的運動搞好了，就可以在大面積上較快地改變農業生產的落后面貌。一九六二年，曲沃縣委提出了在三、五年內全縣糧食單位畝產量趕上楊談一九六二年水平的口號。實踐的結果，不是三、五年，而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趕上和超過了楊談大隊一九六二年的生產水平。特別是一九六五年，全縣近三十萬畝小麥，單位畝產量三百二十斤，比一九六二年增長百分之一百一十三；全縣十五個人民公社，有十四個公社單位畝產量在三百斤以上，產量最低的一個公社單位畝產量也達到了二百九十二斤；全縣二百一十三個大隊，單位畝產量不到二百斤的只有一個大隊。這樣，就相當平衡地把楊談的先進生產水平變為全縣的生產水平了。

當然，平衡只是相對的，而不平衡是絕對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先進、中間、落后的三種狀態。曲沃全縣一九六五年的小麥單位畝產量趕上了一九六四年的楊談，可是楊談一九六五年又增長到四百多斤了，有些生產大隊還超過了楊談而達到五百斤以上。這就是說，在全縣相對平衡的基礎上，又出現了新的不平衡。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先進、中間、落后的三種狀態也和原來的不同了。這就要求我們，善于根據新的情況，進一步開展學大寨、樹標兵、一帶二、一片紅的比學趕幫超運動，解決新的先進和落后的矛盾。如此循環往復地由不平衡到相對的平衡，再到不平衡，就可以把農業生產不斷地引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蔬菜品種曾多 西番柿豐收

1958年6月1日理論刊物正式創刊是《紅旗》，其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二份機關報，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創刊，由謝覺哉主編，全文刊載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告全國民眾書》。《紅旗》創辦《紅旗》。

結束語

周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里，把大寨作為全國農業戰線上的一面旗幟提出來了。現在全國各地學大寨、趕大寨、超大寨的聲浪越來越高，真是一派大好形勢。這種形勢鞭策著山西人民，要用更大的努力來開展學大寨的運動，要更加注意學習兄弟省、市的先進經驗。否則，驕傲自滿，故步自封，就必然會掉隊的。

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還指出，“我們所有機關和廣大干部，都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⑥這一點，我們從兩年半的實踐中體會得很深刻。那里機關革命化搞得好，那里學大寨運動就開展得好。盂縣縣一級的工業、交通、財貿、文教、衛生等各系統各部門，正是由于他們自己學大寨學得好，機關革命化搞得好，所以他們能夠在縣委統一領導下，扭成一股勁，通過自己的業務，為全縣學大寨運動服務，而且都有所貢獻。過去，盂縣許多農業基本建設工程，向國家要了投資，卻沒有搞好。一九六三年以來，學習了大寨精神，上下一股勁，堅持自力更生方針，沒有向國家要錢，反而搞好、搞快了。有些人認為，既然所有農村基層單位都要堅持自力更生方針，國家支援農業便無事可做了。這是不對的。盂縣的經驗證明，工業、交通、財貿、文教、衛生等等部門，以大寨精神支援農業戰線學大寨運動，真正從思想上、工作上都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不是無事可做，而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

大寨是穩產高產地發展農業生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活樣板。現在全國各地都有了自己的大寨，又有了多種多樣普及大寨經驗的方法，這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萬千大寨遍神州”。我們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開足馬力，走我們自己的路，讓大寨精神遍地開花結果！

①②③《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 第二九七、三○六、二九七頁。

④⑤《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八九——二九○、二九一頁。

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主要文 件》，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二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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