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浮沉：唐宋時期的漕運與古都洛陽興衰

演講人：張顯運演講地點：洛陽市圖書館演講時間：二○二二年七月

張顯運洛陽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宋史、中國經濟史、河洛文化。現為中國農史學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宋史學會會員，黃河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河南省歷史學會理事，河南大學黃河文明傳承與現代文明建設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發表論文50余篇，著有《宋代畜牧業研究》等專著3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省部級項目7項。

繁盛：隋唐之際的運河洛陽段漕運

狹義上講，運河是人工開鑿的通航河道。廣義上講，運河是用以溝通地區或水域間水運的人工水道，通常與自然水道或其他運河相連。除航運外，運河還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澇、供水等。早在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就組織開鑿了人工運河——邗溝，其目的是溝通南北、便于當時的吳國北上爭霸。世界上著名的運河有基爾運河、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等。在2014年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包括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在內的中國大運河項目，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5月18日，市民在位于河南洛陽市的隋唐大運河文化博物館內，洛陽北京汽車4s店地址查詢，參觀復原的隋唐時期新潭碼頭。黃政偉攝/光明圖片，

隋唐大運河帶動了沿線城市經濟和商業的發展，促進了運河沿岸區域經濟和文化的繁榮。正是因為隋唐大運河的興旺，處于其中心位置的洛陽在當時成為商賈云集、物資集散的大都市，由此開啟了洛陽城與運河之間的歷史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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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時期，大運河洛陽段發揮了重要的漕運功能，堪稱交通樞紐中心，每年“郡國舟船辀轤萬計”（唐·杜寶：《大業雜記》）通過運河抵達洛陽。初唐陳子昂在《上軍國機要事》中也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余萬斛”。唐末五代人王溥于《唐會要》中亦言：“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長安府庫及倉，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轉輸價直。”每年數百萬石的漕糧，經江南運到洛陽，再由洛陽運到長安和北京等地。這一時期的洛陽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填滿河路，商旅貨易，車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元《河南志》）

隋唐洛陽城玄武門遺址張怡熙攝/光明圖片

隋唐大運河之于洛陽有著巨大的意義，沒有當時東都洛陽的橋梁和樞紐地位，隋唐大運河也就沒有了核心和靈魂，其溝通南北的作用就無從談起；而沒有大運河和洛陽，隋唐時期的經濟和文化交流也會大幅減弱。隋唐大運河不僅為當時的洛陽輸送養料，更是當時全國經濟文化的大動脈，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洛陽的千年古都地位。

式微：唐中后期的運河洛陽段漕運

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隨著安史之亂以及唐末農民起義，戰火頻仍，隋唐大運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爭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蕭條。

據隋唐史家潘鏞先生的研究，唐代大運河漕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唐高祖至唐中宗時期，每年漕運糧食一二十萬石；第二階段為唐玄宗開元至天寶年間，歲漕糧二三百萬石；第三階段為唐憲宗元和以后，漕運日益衰落，歲漕糧多則四十萬石，少者十萬石。

河南洛陽隋唐大運河文化博物館內展品。新華社發

其實，隋唐大運河洛陽段糧食漕運早在玄宗開元年間就日益式微。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進行漕運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曠年長運”為分段轉運。他析汜水、武陟、滎澤地置河陰縣，設置河陰倉，在清河縣（今洛陽吉利區）置柏崖倉，在黃河北岸三門之東置集津倉、三門峽之西設三門倉，改陜州（河南三門峽）之常平倉為太原倉，華州之廣通倉為永豐倉，形成了以河陰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為樞紐的新的轉運倉布局，不僅提高了漕運效率和漕糧數量，還大大改變了以往西京長安就食東都洛陽的傳統，使關中地區能夠通過漕運獲得更多的糧食。如開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間，運抵關中的漕糧多達700萬斛，關中糧食供應得以好轉。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漕糧運往關中的困難，唐王朝對東都洛陽的依賴從此大大減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經過洛陽，《資治通鑒》中就提到“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正因為如此，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陽，東都洛陽作為漕運樞紐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黃花。

進入唐朝中后期之后，隨著安史之亂以及后來藩鎮割據愈演愈烈，經由大運河的漕糧數量越來越少，相關史料記載眾多：

廣德二年……歲轉粟百一十萬石。（《新唐書》）

建中元年……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唐會要》）

唐末的運河漕糧，經劉宴改革，曾一度改變了安史之亂后漕運中衰的現象，但就整個長時段來看，大運河漕糧數量仍舊是日漸減少。尤其是在唐朝后期，藩鎮割據嚴重影響了江淮通往東都洛陽的漕運路線。如唐德宗建中年間，藩鎮李正己、李寶臣、田承嗣、梁崇義等雄踞山東、河南、江南、河北等地，切斷了江淮糧食運往東都洛陽和西京長安的交通路線，致使漕糧數量急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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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汴州城，初，大歷中李正己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曹、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李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滄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梁崇義有襄、鄧、均、房、復、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數萬，始因叛亂得位，雖朝廷寵待加恩，心猶疑貳，皆連橫盤結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飛語有辭，而諸道完城繕甲，略無寧日。至是田悅初稟命，劉文喜殄除，群兇震懼。又奏計者還，都無賜與，既歸，皆構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眾，請廣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悅移兵于境為備，故詔分汴、宋、滑為三節度，移京西防秋兵九萬二千人以鎮關東。（《舊唐書》）

唐朝后期中央與藩鎮之間壁壘森嚴，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尤其是江淮地區的藩鎮嚴重阻礙了江南糧食漕運通道。《舊唐書·張萬福傳》記載，李正己叛亂后進駐江淮，阻斷了朝廷漕運的通道，朝廷最終是依靠名將張萬福之威，漕船才勉強通過渦口。對于唐后期隋唐大運河漕糧減少甚至斷絕的情況，經濟史家全漢昇先生總結了六方面的原因：一是唐末亂軍劫掠漕運的糧食；二是亂軍占據運河沿岸要地，據淮口，漕運斷絕；三是運河官員貪污腐敗影響運河糧食的漕運；四是咸通年間造船質量下降，偷工減料致使船只易壞，漕運遂廢；五是唐末農民起義導致南方農業遭到嚴重破壞，糧食缺乏，漕運斷絕；六是唐末藩鎮割據，運河無法實現溝通南北的功能。覆巢之下無完卵，作為隋唐大運河其中的一段，這一時期的洛陽段漕運也受到了嚴重影響，直至一度斷絕。

正在進行保護工程的洛陽龍門石窟奉先寺（4月14日攝）。新華社發

存續：五代時期的運河洛陽段漕運

不過，這一時期由于江南地區相對穩定，以洛陽為政治中心的北方諸政權仍舊要倚重江南漕糧，因此運河洛陽段的水上運輸依舊存在。如后梁朱溫開平年間，魏博節度使羅紹威考慮到當時洛陽人口眾多，糧食不繼，曾上書提出伐木造船，“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惟京師軍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斫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祖深然之。”（《舊五代史》）后唐明宗長興四年（公元933年），三司官員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開鑿灣潭，以便于漕船牽引并卸載漕糧：“洛河水運至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生。今欲于沿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工欲與諸軍傔人內差借。”這一奏請得到了唐明宗的贊同。不久明宗詔令捧圣衛指揮使朱洪實鑿開河灣，至贍國倉門。（《五代會要》）這些材料都說明了，五代時期的洛陽段漕運仍繼續通航，但已經很難再現盛唐時期漕運的輝煌。

恢復：北宋時期的運河洛陽段漕運

北宋時期，運河洛陽段漕運功能得到恢復、加強，首先是宋太祖趙匡胤的重視。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并定都開封。建國伊始，宋太祖就有遷都洛陽的想法。“上生于洛陽，樂其風土，嘗有遷都之意”。（《續資治通鑒長編》）開寶初年，“太祖皇帝將西幸于洛，命修大內，督功役甚急，兼開鑿漕河，從嘉猷坊東出，穿掘民田，通于鞏，入黃河，欲大通舟檝之利，輦運軍食于洛下。”（《洛陽縉紳舊聞記》）開寶九年，即公元976年，為在西京洛陽舉行南郊大禮，宋太祖曾動用5000人開鑿從洛陽菜市橋到漕口的35里漕渠，此舉不僅恢復了當時洛陽漕渠建設，還為宋神宗時期的導洛通汴工程打下了基礎。《邵氏聞見前錄》亦記載：“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雒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厚載門入城，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廈門以東以北入羅門，二水皆入于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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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此時的洛陽段漕運，從規模上說無法與隋唐時期相提并論。宋太祖在開寶九年曾提出西遷洛陽，遭到了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等人的反對，其中一條反對理由就是，“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續資治通鑒長編》）東京開封漕運方便，是百官、軍隊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遷都洛陽，立即會遇到漕運不便的難題，文武百官和軍隊的糧食供給都難以為繼。這也側面反映了北宋初年洛陽漕運的尷尬情況。

北宋初年雖對洛陽段運河進行了修復，但通航效果并不盡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導致洛陽段運河時常淤塞，為了進一步保障汴河漕運的暢通，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實施了“導洛通汴”工程，即把洛水引入汴河，通過增加汴河水量，保障汴河到江南糧食漕運的暢通。重新疏通西京河南府洛陽通往偃師、鞏義的舊漕渠，恢復漕口、羅門等水利設施，修建長堤47里，疏浚漕渠52里，西京洛陽到京師開封的運河段得以重新通航。

不過，這個導洛通汴工程，因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實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洛口雖云經冬行運，其實水淺易凍。又置打凌兵士，虛費錢糧，終是饑凍，逐年死亡極多。每至凍合，凌蹙岸決，民田被害。又流既淺，船小載輕，其害非一，公私阻滯。今遇開黃河閘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閘水已盡，船復留滯。此可見洛水淺澀，無濟于行船也。”由于洛河冬天上凍，為解決通航問題，還需要雇傭大量人力去“打凌”破冰。而冰塊沖擊河岸，摧毀農田，導致水患，同時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償失；黃河汛期時，開閘放水，行船較為通暢，閘口閉合，洛河水淺，船只無法通行。不過，考慮到導洛通汴工程是在神宗熙豐變法的大背景下實施的，李燾本人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后世推測他的相關記載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導洛通汴工程的弊端。

盡管實施受到限制，這次工程仍舊在客觀上對促進西京洛陽的漕運交通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不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羅門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洛陽運河段于這一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復了昔日的風采，出現了百舸爭流、萬船競發的繁忙景象。洛陽段漕運的繁榮，不僅促進了西京洛陽經濟文化的發展，還推動了南北物質和文化的交流。而這一時期運河洛陽段的繁盛，我們能夠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中找到相關的記錄：

萬艘潭匯嘉猷里，分洛疏伊盡北馳。遠引駛風通越貨，肇營勝跡在唐詩。（文彥博：《文潞公文集》）

古來無奈洛陽塵，興屬今朝誰與親……波聲有喜咸通汴，云影相隨直到秦。（晁說之：《景迂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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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水沄沄天上動，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飛驚若鸞鳳。（秦觀：《淮海集》）

君愛洛陽官，棄我淮上翁……此行君樂否，一千五百里。未見洛陽山，先見洛陽水。（徐積：《節孝集》）

近年來對洛陽含嘉倉的考古挖掘，也為運河洛陽段在宋代這一時期的通航情況，提供了實物證據。考古人員在含嘉倉160號窖內發現了保存完整的一窖糧食。被發掘時窖內糧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發黃。窖遺址中出土的銘磚則記載了儲糧的時間、數量、品種、來源、倉窖位置及授領糧食的官員姓名。160號窖一直沿用至宋代。專家猜測，該窖之所以能夠滿藏糧食保存至今，很可能跟北宋末年戰亂之下糧倉突遭變故而被倉促廢棄有關。

在導洛通汴及后續調整之后，運河洛陽段得以恢復。而運河洛陽段的恢復，也讓這一時期的洛陽城重現繁榮景象。“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為洛城無窮之利。”（《宋史》）北宋著名文學家蘇轍在《洛陽李氏園池詩記》中寫道：“洛陽古帝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盛，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邵氏聞見錄》記錄則說：“元豐初，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為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匯，以通漕運，隸白波輦運司，詔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圃復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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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唐至五代，大運河洛陽段因戰亂頻繁、藩鎮割據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漕運能力大為萎縮。至北宋初年，宋太祖為了遷都洛陽，曾一度修繕舊渠，雖未完成遷都計劃，但卻為神宗時期“導洛通汴”工程的實施打下基礎。盡管經歷幾番恢復，大運河洛陽段卻再也難以重新恢復盛唐時期交通樞紐的中心地位。究其原因，雖然有諸多主客觀因素，但不可否認，唐末五代以迄于宋，洛陽地位的隕落與汴州開封的崛起是不爭的事實。

唐朝后期，汴州逐漸發展成為當時的運河要沖，“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唐·劉寬夫：《汴州糾曹廳壁記》）較洛陽更加便利的水陸交通條件，使開封一躍而成為五代后梁、后晉、后漢、后周以及北宋的都城，取代了洛陽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從此以后，大運河洛陽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了南宋統治時期，宋廷政治經濟重心移到東南，宋金以淮河為界，處于分裂對峙時期，大運河無法再將東南的糧食運到北方，漕運功能無從談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運開通，大運河經過裁彎取直，不再經由洛陽和開封，洛陽段由此完全退出了歷史舞臺，京杭大運河則愈加繁盛。而縱觀唐宋時期大運河洛陽段的興衰沉浮，幾乎也與古都洛陽在這一時期的命運相對應。

歷經千年歲月滄桑，隋唐大運河洛陽段盡管已經風華不再，但它承載著厚重歷史文化，它與千年古都洛陽一起，仍舊是古老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于我輩學人來說，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研究好大運河文化自是責無旁貸。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7日10版）